荣宝斋曾和长城、烤鸭并列为北京三绝。60年代初，荣宝斋被外交部等部门确定为外事活动中客人参观的重点场所之一。陈毅说：“我们可不要小看荣宝斋，它可为统战部、外交部、‘对外友协’做了不少工作。”

在北京和平门外，有这么一处宝地——琉璃厂西街，单听名字就觉得是一不凡之处，在这宝地之上，更有一个宝中宝，它就是具有三百余年历史的“荣宝斋”。荣宝斋前身是松竹斋，始建于清朝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松竹斋的创办者是一个张姓浙江人，他用其在京做官的俸银开办了一家小型南纸店，经营范围主要是书画用纸，各种扇面、喜寿屏联、各种笔、墨、砚台、墨盒、水盂、印泥、镇尺、笔架等文房用具，以及书画篆刻家的笔单(所谓笔单就是书画篆刻家们经过名家推荐，订出其作品出售的价格标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原来顾客盈门的松竹斋此时竟也濒于破落，这时的店主人为了将这个信誉卓著的老店维持下去，特意聘请了当时广交京师名士的庄虎臣为经理，下决心弃旧图新、改变面貌。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将店名改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并请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陆润庠(清同治状元，曾任国子监祭酒)题写了荣宝斋的大字匾额。

1950年公私合营，“荣宝斋新记”诞生。

民间故宫  对外窗口

荣宝斋在经营活动中注重书画珍品的收藏已形成一个优良的传统，有“民间故宫”之誉。多年来，无论古代珍品还是近现代名家之作，均有广泛收藏，如：元代的吴镇、盛懋；明代“明四家”徐渭、陈道复、陈洪绶、董其昌；清代石涛、朱耷、王铎、“四王”、“扬州八家”；近现代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等书画精品。

荣宝斋在多年的经营和收藏中，“以文会友”的传统一直未断，与书画家们结下了翰墨情缘，是书画家信赖的朋友，是书画家与收藏家之间的桥梁。被视为“书画家之家”，多有佳话。

50年代初，文化部出资买下了荣宝斋东侧10间门面的大厅及后面的一个四合院，并于当年完成修缮，这样大大扩充了荣宝斋书画的陈列场地。“当时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啊。”画家、书画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原荣宝斋副总经理米景扬回忆说，“1956年初冬，扩大了一倍半的营业部开张并举行画展。这次画展对于绝大多数画家来说，可谓是解放之初沉寂多年之后的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著名画家，无不想把反映几年来艺术上新成就的得意佳作送来展出，如齐白石的牡丹，完全是晚年不求形似之作，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定价200元——画特殊，价在当时也令人咋舌。王雪涛首次送来四尺整纸的牡丹，花朵竟达一尺之巨，令人惊叹，当时的书画负责人田宜生向来宾介绍说：‘王雪涛也能画独枝牡丹了……’这句话我当时没听懂，现在想起来一定是说他整幅画只画了一株牡丹吧。后来，王老的牡丹著称于世，此幅牡丹是他首次震惊画坛之作！记得当时东墙挂了一幅徐悲鸿画的《水牛》，上题‘牛饮’。老舍先生来了，站在画旁一边欣赏，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边点烟边说：‘这张画应该挂到酒铺儿去。’引来哄堂大笑，其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在荣宝斋东院的西厢房，荣宝斋与美术出版社合作，建立了中国画编辑部，由一位老知识分子穆蕴华主持，形成了“画家之家”。50年代著名画家陈半丁、徐燕孙、叶恭绰、徐石雪等以及一些收藏家常来此驻足，这不仅团结了很多画家、收藏家，也为荣宝斋开展书画业务提供了方便。

20世纪50年代以来，到北京来的外宾，不管是国家的贵宾，还是普通的旅游者，都把参观荣宝斋当作北京参观旅游的重要内容之一，和长城、烤鸭并列为北京三绝。60年代初期，荣宝斋被外交部、“对外文委”、“对外友协”等部门确定为外事活动中客人参观的重点场所之一，接待了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丹麦女王玛格丽特及亲王、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等世界政要及名人。60年代初，陈毅曾说过这样的话：“荣宝斋几乎天天接待外宾……咱们国家无论哪个出版社出版的刊物，外国人都不准入境，可荣宝斋却例外，它出版的书画、刊物能堂堂正正地进入许多国家。我们可不要小看荣宝斋，它可为统战部、外交部、‘对外友协’做了不少工作。我陈毅是很感谢荣宝斋的。”

从荣宝斋走出来的书画收藏家

现在已经是文化部书画鉴定特邀专家的米景扬，当时还是因病辍学的高中生，正是在这所“民间大学”中步入艺术殿堂。他不仅可以与齐白石、潘天寿、王雪涛、李苦禅等大家“零距离”接触，更可以看到他们的画作，感受他们工作时的状态。这些对一个热爱艺术的初学者来说，是艺术道路上得天独厚的“恩赐”，在这样的氛围中，他逐渐成长为极具个性的书画家，作品受到海内外收藏界的喜爱。

有一次，米景扬到黄胄先生家去，黄先生正在画画，米景扬见他行笔如飞，画得又快又好，便请教道：“黄老，您认为学画画儿应该怎么学呢？”黄老一边画一边说：“很多人把学画画儿说成必须要有天才，说得神乎其神，我要说，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根据我的经验，只要坚持学习必有成绩。”米景扬又问：“怎么才能入门呢？”黄老放下笔，认真地说：“你就集中画一样，比如画鸟的各种动态，多咱画熟了，多咱算。再比如画竹子，多咱竹叶如何穿插，各种画法都了解了，多咱算。你画不出个样子来不要去画别的；画出个样子来，再画其他题材。……中国画的笔法、技巧有许多相通之处，很多地方一通百通。你通一样，自然而然其他样儿也就容易学了……”

黄老的话让米景扬增强了信心，从那以后，每到周末他都学习画画儿，很少休息，他说：“我学画的实践也印证了黄老所言极是，它使我终身受益。”从20世纪80年代起，米景扬业余时间研学不辍，创作小写意花鸟画，追求禽鸟之毕肖，花卉之清俏，渲染画地，氤氲有致。先后在日本、美国等国和香港、台湾地区举办个展，受到极大欢迎。

除了自己画画以外，荣宝斋琳琅满目、浩如瀚海的书画作品也让米景扬痴迷。参加工作不久，便在展览会上买了几幅字画。

1958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第四届中国画展览会，当米景扬看到于非闇先生画的《柱顶红》时，被它的清逸典雅吸引住了。此画价格15元，对于每月工资只有48元的米景扬来说可不是个小数，但他实在是太喜欢这幅画，并且知道这幅画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就付钱买下了。没想到于先生第二年就作古，这幅画就更显得珍贵了。

说起自己的收藏，米景扬笑着说：“现在常有人以非常羡慕的语气对我说：你真有眼光，50年代就开始搞收藏！其实，这实在是谬奖了。当时我哪里会想到什么收藏呢？那时候的概念，只有像张伯驹、惠孝同先生那样，藏有宋元的多少名迹，才叫‘收藏’；买几幅当代画家的画，根本就是小打小闹，哪里敢提‘收藏’二字？所以我当时花钱买画，完全是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它。”

说着，米景扬拿出一幅自己珍爱的藏品——王雪涛的《荷塘戏禽图》展示给记者看。四尺开外的画面上，雪白的大天鹅嬉游于水面，画面上绿叶红荷及两个鸣翠柳的黄鹂透着诗意，米景扬介绍说：“这幅画用笔气魄极大，颇有新意，为王老50年代末艺术高峰期的代表作。当时我喜欢极了，一问价钱23元，我当时拿不出这么多钱，直到一个月后才终于如愿以偿把它买了下来。现在王雪涛一张四平尺的画可以卖到130万。但当时没想这么多，就是特别喜欢。也只有今天这种盛世，艺术名家、大师的真正价值才会日益凸现，并被社会广泛承认，这才是他们的艺术作品千倍、万倍升值的根本原因。”

也正因为有在荣宝斋工作学习的机会，书画鉴定家米景扬在书画鉴定时“从不走眼”。他说：“我有机会大量地、近距离地看书画家们作画，对他们书画作品的细节十分了解，所以眼力比较高⋯⋯”

木版水印与古画临摹

用木版水印方法复制中国古今名画，首推徐悲鸿。1950年，徐悲鸿拿着一张《奔马图》找到了荣宝斋经理侯恺，说：“一位英国朋友想要这匹‘马’，但这‘马’我也喜欢，想留下副本，可不可以用你们的木版水印印一下？”侯恺当即表示可以试试，于是，利用木版水印这种古老的技术印制大幅写意中国画的大胆尝试开始了。“马”印制完成了，第一版只印了30张，按当时的印制水平，想在画上印字就更加困难了，因此，30张画全部徐悲鸿亲自用毛笔签名，再于画面下方打上图章。又经过精心装裱，完整的《奔马图》就这样大功告成了。虽然这张画印刷质量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它却迈出了以木版水印形式复制古今名画的坚实的第一步，为这一古老的印刷技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徐悲鸿说：“木版水印可以使艺术再现，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据荣宝斋的老员工王新佳介绍，木版水印全部由手工操作，工艺过程极其繁缛、精细而艰辛，大致需要经过选稿、勾描、刻板、印刷、装裱这五道工序，每道工序的专家或职工无不以全力反映原作的笔墨形神为己任。负责制完成一幅木版水印画，少则数月，多则数年。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到1954年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从印制小幅作品，发展到印制大幅作品；从印制纸本，发展到印制绢本。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稿源问题。于是古画临摹工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流传至今的中国历代书画真迹，璀璨动人，是我国人民无比珍贵的宝藏。如何收藏好、保护好、使用好这些稀世瑰宝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而重要的任务，荣宝斋是最早觉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从1954年荣宝斋临摹复制第一批古画起，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近百件古代书画瑰宝得以陆续复制问世，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了。”米景扬说。

荣宝斋临摹古画时也培养了不少人才。1954年，荣宝斋组织一批绘画技法高超、临摹上又有很深造诣的国画家奔赴东北临摹四幅古画。这些古画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国宝。当四位专家手捧这些国宝时，真是又高兴又有些惴惴不安，深怕有所闪失，为临摹好古画，他们也付出了不少艰辛。比如冯忠莲女士在摹制北宋赵佶摹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时常常为一根线条、一块敷彩、一束发丝，反复修改多次……

古画临摹是如何做旧如旧的？荣宝斋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这可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荣宝斋的临摹专家通过几十年的临摹工作实践，创造了一整套临摹和作旧的技法，如：仿织原作用绢、染旧纸纸、胶矾加工、使墨及颜料呈古旧色、处理用色薄厚及重彩脱落、配制和渲染旧水色、背后顶色等一系列技法，他们在名款和题跋的临摹、印章的仿制和钤盖、仿旧装裱等方面，也有一整套独特的经验。”

“不走眼”的老员工

作为传统文化单位，荣宝斋的业务人员大多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业务精通、知识丰富，深谙某种技能，有些还自学书画并有所造诣，这形成了荣宝斋人才的一个传统特点。

现在已是荣宝斋艺术顾问、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的米景扬，可谓是“功成名就”，但他说起荣宝斋来，还只是谦虚地说自己是“荣宝斋的老员工”。

作为书画鉴定专家，米景扬骄傲地说：自己从不走眼。这份骄傲也是源于在荣宝斋的学习与工作。他说：“荣宝斋就是一所大学校，我在这里整天都看书画，而且不是一般的书画，是中国第一流书画家精心创作的作品，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机会大量地、近距离地看他们作画、看他们作品，对他们书画作品的细节十分了解，所以眼力比较高……”

的确，上世纪50、60、70年代，中国所有最优秀的画家的作品都可以在荣宝斋找到，最优秀的画家最亲近的地方之一就是荣宝斋，因此，荣宝斋被称作“文化功臣”。

当时社会上还流传着“荣宝斋的勤杂工都能鉴定画”的传闻。

当上世纪50年代，荣宝斋有一个勤杂工姚为言，解放前是琉璃厂古玩铺的老职工，看明、清旧书画，很有眼力；解放后到荣宝斋做了勤杂工。他在东院负责为领导沏茶倒水等接待工作，兼做卫生。有时候，领导不在家，他又负责接接电话，回来一一报告，又像是个秘书。当时一些首长从别处拿来一些旧字画请老姚看，话虽不多，全凭他点头、摇头一锤定音。康生、陈伯达来，有时也和他讨论几句。一些首长想请郭老写字，得机会，老姚说一句：谁谁想请您给他写张字，郭老大多应允。黄胄那时喜欢旧画，常拿画来叫老姚过目。有时黄胄在东院北屋画画儿，老姚殷勤服务，时而黄胄也给他画张小画。画坏的画，黄胄扔在纸筐里，老姚过后拾起来，有可取的部分他就裁下来，下次黄胄再来画时，请他补一补或添个款，拿到门市也能换个一二十元。时不时老姚就用黄胄画的“小毛驴”换回的钱到“四川饭店”吃顿“高级饭”，口中念着“吃小毛驴儿去了”。“文革”开始后，因看不惯乱糟糟的环境，老姚自己回了通县老家，再也没有回来……

文化宝库  社会财富

作为文化企业，历代的荣宝斋经营者并不把销售额和经营利润当作首要目标。保住荣宝斋这块金字招牌，弘扬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已经融入到每个员工血液中。为了保护大批的艺术品和文物，荣宝斋收藏了大量宋元以来古代名家的经典作品，也有张大千、齐白石、范曾等当代近代的名家名品。荣宝斋的宝贝除了书画藏品，大田黄、文房珍宝收藏也颇丰：有明代的程君房的百子图墨，清代金漆五彩毫宫笔、宫廷用纸、水晶印泥盒等等，特别是藏有重4275克的田黄石，堪称世界之最。

收藏这些无价之宝占压了很多资金，对企业来讲，资金流动受阻，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肯定有一些影响。

然而，荣宝斋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弃儿”。改革开放后，荣宝斋根据自身特点调整和适应了自身的发展需要，开展投资经营和资本运作，经销古今书画家的真迹或木版水印作品，供应文房四宝，提供装裱、加工修复等业务。其下属荣宝斋出版社、荣宝艺术品拍卖公司、荣宝斋画院、服务公司亦为书画家们创作和繁荣书法绘画艺术、增进国际文化交流做着贡献。

良性的发展，让荣宝斋近几年在经营收入、效益上逐年稳步增长。在改革开放30年来，效益始终以每年5%至10%的速度递增。每年数千万元的利润虽然不多，可荣宝斋的资产总量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长期以来，荣宝斋收藏了大量的各类文物和艺术品，这些收藏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珍贵财富，现在估价应该在5亿至10亿元，成为荣宝斋以及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