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最荣（1894—1938），广西西林县木顶村人，原名朝荣。农最荣自小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幼儿时在自家私塾里上学，后被送到广南城里读小学和中学，也曾到过县城定安（现已划归田林县）上学。因各科成绩优异，颇受其父农有福的宠爱，于是发誓要把他送到大城市里去就读，促使其成才。在广南读完中学后，农最荣考取了泗城府法政学校。这是当时社会十分热门的一所学校和专业，是年轻人走上仕途生涯的必由之路。但是，在该校毕业后，农最荣却没有马上从政。据说当年恰逢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开考，农最荣便与他的几位同窗好友约定，准备一起到当时的广西省省城桂林去应试。谁知到达百色、南宁时，他却找不到好友农绍朴（定安人）和韦家瑞（那劳人）等人，且又因事误了考期。这样，农最荣只好只身下了广州，不久即到香港上了大学。据说是在香港某著名大学就读的，故被时人称之为到香港留学。后来，农最荣才获悉，原来农绍朴与韦家瑞已分别前往南京、上海求学去了。在香港读完大学后，他回到了广州，并在广州加入了国民党组织。据说，他还曾经被派到越南从事过外事工作。

    由于父母早年为他订下的一门亲事始终没有完婚，而农最荣又一直在外读书，如今年纪已大，家人担心其在外自行婚恋，便不断去信催促其回家完婚。在父母的不断来信催促下，农最荣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并了却了父母的心愿。这时，应该是民国初年时期吧。知道他学成归来之后，西林县政府先是对他委以西平乡乡长之职（据说是国民党西平乡第一任乡长），不久又将他提拔到县里担任县长助理。

    在此期间，有一年，西林县境内遭受特大旱灾，老百姓种下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对此，农最荣忧心如焚。为了替老百姓排忧解难，救民于水火，平时，农最荣除了经常深入各个乡村，了解各地灾情，积极组织民众抗旱救灾外，他还亲自为老百姓写了一份千字文的请愿书，向广西省政府详细汇报西林的灾情，要求给老百姓减免各类捐税，并拨给适当的救济款额和物资等。然而，请愿书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对此，农最荣万分愤慨，加上又看不惯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等种种黑暗腐败现象，于是，便愤而辞职回了家。此后，尽管县政府曾多次派人前来请他再度出山，但他总是婉言拒绝，甚至避而不见。

    受岑春煊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回到家乡木顶村之后，农最荣全身心致力于创办木顶小学，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精心教授家乡子弟。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当时的木顶小学被办成西林县一所示范性的农村小学校，名扬县内外。他改革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引进西方的教育思想和内容，创设算学、自然科学常识等课程。此外，还教授学生美术、音乐和书法等，使学校的教学生动、活泼而实用有趣。因而，教学质量在当时的西林县乡村学校中是顶呱呱的。除了本村的少年儿童外，邻近村屯如皿帖、弄汪以及云南境内者岭、者烈、三卡和弄同的许多学子都纷纷慕名前来向他求学。而他，不管来自何方的学生，都对他们悉心传授，耐心辅导。

    在认真搞好本校的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农最荣针对当时山区的实际情况，不时向他的“本家好友”、时任西林县教育科长的农绍朴提出了许多有关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合理化建议。由于他曾在香港接受过西方的一些教育思想，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社会实施义务教育和在青壮年中扫除文盲，主张普遍推广新学，在中小学课程中增加自然科学常识等内容。同时要求教师改革和摒弃死记硬背的传统教学方式。他还建议，政府应该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不断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他呼吁，社会必须重视妇女儿童的入学问题等。他和农绍朴、韦家瑞在当时号称“西林三秀”，是继岑春煊之后西林县最早的教育救国论者。

    当时，村中的一些亲友曾对农最荣弃官从教很不理解。他这样对他们解释说：“只我一个人有文化，而你们大家都没有文化，这就好比一个人只有脑袋而没有别的器官，没有手脚，这样的人是没有作用的。”他告诫他们说：“所以，你们大家都要刻苦学习，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只有人人都有了文化，国民素质才提高，经济才发展，社会才进步，国家才会强盛。”农最荣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见识，确实十分难能可贵，无疑是受岑春煊教育救国思想影响的结果。

    农最荣精于书画，是西林县著名的书画家。木顶村众多的墓碑石刻，有许多都出自他的手笔。据说当年的那劳宫保府，凡逢年过节，或者有什么红白大事，都常常邀请他去书写对联。他与那劳宫保府及定安农家等关系特好，彼此经常来往，相互照顾，情同手足。有一年年底，他被人邀请去广南阿科书写春联，因字写得好，家家户户都争着来请他写。于是，他边拟边写，整整三天，据说没有写重过一副春联。他的文才与书法，当时把阿科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许多年之后，农最荣的文才及书法仍在阿科一带传为美谈。在他的影响之下，他的后人，乃至木顶村及其附近一带均多有书法爱好者。

    农最荣有胆有识，善于论辩，敢于见义勇为，乐于为乡亲们办事。有一年，从云南境内蹿来了一股土匪。他们在皿帖村大肆劫掠之后，派人前来木顶村传话，说是限木顶村民于两日之内交来钱粮，还有鸡鸭鱼肉等，否则便将木顶全村烧成灰烬。听了匪徒的传话后，全村老少无不惊恐万状，一时没有了主张，唯独农最荣镇定自若。他了解到土匪头目原本乃穷家子弟，是被迫上山为匪的，而且还常常高喊着“杀富济贫”、“不滥杀无辜”之类的口号。于是，他安慰乡亲们不必惊慌失措，他自有办法应付。第二天，他只身一人来到皿帖，亲自会见了土匪头目。据说农最荣仅一席话便把土匪头目说得羞惭满面，不但不再逼勒木顶村民交来钱粮，而且还立即将在皿帖村所劫掠到的全部财物悉数退还给了民众。接受了农最荣的这一番教育之后，土匪头目终于良心发现，回到云南后，便洗手不干了。人们都说，这也是农最荣为民除了一害。

    农最荣还体恤下人，怜贫惜幼，具有人性崇高的慈爱心。对家里的仆人、长工，他始终将他们视同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一般去善待。他不允许家人对他们无端训斥，更不能虐待他们。平时，只要有好饭菜，他都让他们与自己及家人一起进餐，共同享用，甚至还让他们打包回家与其家人食用。因此，家里的所有仆人、长工，无论男女都对他十分尊敬和爱戴。直至一、二十年前，村里的一些老人，仍对他津津乐道，无限怀念。

    1938年的一天，农最荣从皿帖赶墟回来后，当晚便感觉身体有些不适，晚饭时即不思饮食。第二天，他便悄然离开了人世，享年仅45岁。农最荣去世后，西林、广南县政府，那劳宫保府，还有他生前的许多好友及学生们都纷纷前来奔丧吊唁。据说当时，一位政府要员曾这样痛惜地说“西林折了一根钢柱了！”

    农最荣共有一子五女，目前，有三个女孩尚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