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顺从的玛丽在毕加索创作《格尔尼卡》时突然闯上门，当时朵拉刚好在他身边，男人正画着抗议战争暴行的《格尔尼卡》，他的一双情人就在画室里大打出手。这两个女人的交锋在她们死后延续到拍卖场上。这两个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燃烧在毕加索画作里的女人不会想到，当年她们在情爱战场上的厮杀，半个世纪后成了艺术商叫卖的筹码。

　　“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于10月18日在世博园中国馆揭幕，这次展出将持续至2012年1月10日，在长达三个月的展期里，中国观众有机会欣赏到62件大师的作品，这48幅油画、7幅版画和7件雕塑作品从法国巴黎毕加索美术馆漂洋过海来到上海，《雕刻家》、《朵拉玛尔肖像》、《坐红色扶手椅的女人》等毕加索的代表作将悉数露面。展出中最早的一幅画作是毕加索14岁时完成的油画《赤足少女》，最近的一幅是1971年的《星期天》，那时画家已90高龄，这批画作囊括了毕加索从少时到晚年各时期的作品，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这位大师一生的创作脉络。本次展览里另有50幅关于毕加索生活和创作的摄影照亮相，为毕加索的艺术人生作出别样的注解。

　　“你是天才的拾荒者和修补者！”年轻的法国诗人考克托对毕加索说这话时，后者才30出头，在巴黎声名鹊起，年轻，有名，有钱，有女人。考克托的话，提前概括了毕加索一生的创作。

　　他是一个破坏者，他更是一个沿着巨人的脚步收集落英缤纷的顽童。从14岁到90岁的漫长绘画生涯里，他经历了童年时期、蓝色时期、玫瑰时期、立体主义时期、古典时期、超现实主义时期、蜕变时期和田园时期，他自己形容世人看到的他，是站在镜厅长廊里不同侧面反射的镜像，而他本人从没有变化过。万变不离其宗，其实他的每一次变革和颠覆，是从“过去”寻找向前的动力，恰恰是被他颠覆了的传统和经典是栽培他的土壤。他曾直言不讳：“艺术家是模仿者，而伟大的艺术家是抄袭者。我是抄袭者。”

　　画家观察自然，绘画是艺术，艺术和自然是本质不同的。他在少年时就明白了这一点，在接受完系统的古典美术教育后，他迫切地想要摆脱技法，想像孩子那样画画，最终，是为了摆脱“重建现实”的束缚。现实支离破碎，真实不存在于物体中，真实必要借助符号、在超现实的层面被感知——这是毕加索在70多年里没有变过的信仰，他的一生是一次回到童年的漫长历程，是寻找美、寻找真实的长途游历。

　　他是一个热爱角色扮演的人，他在画里出演了神话里的牧神、酒神和米洛陶，在摄影师的镜头前乔装成斗牛士、小丑和牛仔，这既是天才的炫耀，也是他迂回的战术。他擅长藏在别人身后。晚年的《变奏》系列里，他扮演了戈雅、提香和马奈这些前辈的画家，也扮演了他们的画，在这些既是“自嘲”也是“自恋”的跨时空对话中，绘画让他有了多重的人格，他也用他的生命和创作重写了一部绘画史。

　　这个人，不是圣人，不是完人，他只是，借用美国画家杰森波洛克的话：该死的，毕加索把能做的都做光了。

　　蓝色的忧伤 蓝色的阵营

　　毕加索挥霍地运用蓝色，是出于对死去好友的凭吊，同时，蓝色也是绘画革命的旗幡，他让自己站到马奈和梵高的阵营里。

　　“我十四岁就能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毕加索有理由自命不凡，因为他十四岁时就画出了《赤足少女》，在这幅画上，受过严格古典美术教育的少年已然对技巧驾轻就熟，画面上幽暗的背景衬着女孩的大红裙装，与强烈色彩冲击形成落差的，是姑娘纯净的眼神和微微落寞的忧伤神情，年少的画家已经懂得了捕捉生命中莫可名状的瞬间。

　　这时的毕加索，征服了古典绘画的技法，但他还是前辈画家委拉斯盖兹羽翼下的门徒，他真正找到自己的风格，要到六年以后。那是1901年，巴黎，毕加索的“蓝色时期”开始了。完成于1903年的《男子肖像》被视作画家“蓝色时期”的代表作，蓝色统治了画面，背景是黯淡的蓝，人物穿墨蓝的衣裳，男人的头发、眼睛、眉毛是深浅参差的蓝，连他的皮肤也在苍白里透着青蓝。那些年的毕加索，心情是蓝色的。1900年10月，好友卡萨吉玛斯带他到巴黎，年轻的冒险才开始，然而一年后卡萨吉玛斯为情自杀，这是20岁的毕加索不能承受的痛。这一年成了他遭遇身份认同危机的一年，巴黎成了一座孤独之城，他没有了朋友，没有钱，落魄蒙马特，在《我，毕加索》中自诩为新世纪魔术师的意气青年，让位给《自画像》里惊惶失措的颓废男人。

　　那时的毕加索挥霍地运用蓝色，暗沉的、悲伤的蓝色，既是出于对卡萨吉玛斯的凭吊和追忆，同时，蓝色也是一种姿态，是他在世纪交替的巴黎列队现代主义的姿态。1881年的画家沙龙里，马奈的蓝色引发轩然大波，反对派由此给印象派取了个诨名“靛蓝癖”，小说家于斯曼冷嘲热讽：“这群人的眼睛患了偏执症，塞尚是个视网膜坏掉的人。”从此，蓝色成了绘画革命的旗幡——青色，深蓝，紫蓝，天青，这是深深浅浅的蓝色的阵营。1901年的毕加索皈依蓝色，也就是，他让自己站到马奈、塞尚和梵高的阵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