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见到唐健钧先生，他都是穿着雪白的衬衫，搭配着或正式或休闲的深色西装，走路时腰杆笔挺;一头银发下面则是一张时常笑眯眯的娃娃脸，气色极好，少见皱纹，很是有鹤发童颜的感觉。先生健谈，待人也极为亲切，每向他请教，都是耐心解答。而与他谈话，常常会不自禁地被他带领着，一次次从一个领域飞跃到另一个领域，涉猎之广，令人叹服。

　　唐健钧

   唐健钧（建军、肩隽），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艺术系研究生，中国文博研究馆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特聘研究馆员，中华大唐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华收藏家协会副会长、鉴定委员会主任，中央二台《鉴宝》栏目特邀鉴定专家，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八、九、十届委员。

    文化艺术，文物研究先后师从伍纯道，文怀沙，刘九庵，史树青等诸先生。出版《中国近现代名家书画鉴识》等十余种著作，受邀赴日本、韩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进行讲学、展示书画作品和文物鉴定等活动多次。

　　探寻人生的轨迹

　　健钧先生的头衔很多，且每一个都令人高山仰止。中国国家博物馆特骋研究馆员，中华大唐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华大唐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华收藏家协会副会长、鉴定委员会主任、中央二台《鉴宝》特邀鉴定专家……在荣光面前，人们往往会忽略背后的艰辛，而健钧先生最令人敬佩之处，就是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开拓人生之路的坚定——没有好高骛远，只有做好自己。

　　如果没有与书法结缘，如今的健钧先生，应该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也不一定。

　　小时候家庭条件并不好，身为老大的唐健钧非常懂事，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高中毕业后就到工厂做了一名机修工人。不到20岁的年纪，却极为勤奋，整天泡在工厂里，学制图、学修理，凭着一股聪明劲儿，很快就成了厂里的一把手。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你将来会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他肯定会笑着摇头，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更为真实的生活前景，应该是继续钻研，累积经验，慢慢成为行业里的精英，然后一步步评职称，获得一个平稳可见的未来。

　　然而命运最奇妙之处，就是往往在既定的道路之中，留下一条通往他处的隐秘缝隙。对唐健钧来说，这一线隐秘，则穿越古老的时光，牢牢地牵连在传统文化之上。

　　因着舅舅的熏陶，唐健钧从小就喜欢书法，渐渐地越写越好，舅舅甚至反过来请教他。在工厂度过的日子里，书法是他唯一的“娱乐”，几乎每天一写就是四个小时。南方的冬天极为湿冷，生了冻疮的脚常常痒得让人静不下心，他就打来一桶冷水，将双脚浸泡进去直至麻木，只求能够安心写字。事实上，从这个时候起，他性格中的痴狂就已经慢慢显现出来，无论是学技术，还是习书法，只要是他想做的，都似憋了一股子狠劲儿，非要做好不可。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上许多国家陆续成立了开放大学，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电大)就其规模而言更是位居世界“巨型大学”之首。没能上大学的遗憾，使得唐健钧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电大学习的洪流。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一辆吱嘎作响的自行车每日陪着他穿越十几里的漆黑之路，有时绊到石头，连人带车地翻滚到沟里，日子很苦，但是心里却是充实的。用他的话说，“读书让脑子开窍了”，这让他极为欢喜。

　　后来，唐健钧有幸拜在伍纯道先生门下学习。“伍老师说，书一定要读，现在不读还待何时?字可以后写，书一定要先读。”唐健钧说，“所以人生一定要有指路人，会少走很多弯路。继续进修与广泛地阅读，让我好似换了一个人，对艺术的理解也上了一个大台阶。读书尝到了甜头，的确比光写字好得多，以后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直至现在。”不过，别人读书很快，他却慢得很，一句一句细细地读，一字也不敷衍，好似里面真的有黄金成屋、有美人如玉一般。

　　1986年，健钧先生调到了市人事局，工作相对清闲，于是有了更多的时间来钻研书法，更在书法界崭露头角，参加各种书法大赛、撰写并发表书法研究论文等，反而忙得不亦乐乎。如果命运的车轮从此不偏不倚，这以后的健钧先生大概就是个混迹于权力圈子之中的书法爱好者吧。可是搞权术与搞文化，显然他更爱后者。于是在两年之后，一个恰当的机会来临，他毅然离开了这个别人羡慕的岗位，调到了博物馆，从头开始，开启了他长达几十年的文物研究生涯。

艺术的轮回之旅

　　如果说，对书法的研习使他畅游在艺术溪流中，那么，在博物馆的研究工作，则大大拓宽了他的视野，艺术的多种门类在这里相互交融、印证，汇聚成了一片艺术的绚丽与历史的磅礴交相辉映的美的海洋。

　　书法不必说，各门书帖碑刻等等自然已经被他钻研透彻;书法之外，他还涉猎瓷器、玉器、青铜器等等，研究的不仅仅是器物的形，还有它们的历史、存在的社会背景、涉及的人物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探索让我明白，仅仅研究书画只是小道，应该宽博地研究各门艺术，触类旁通，研究艺术的大道。”健钧先生说，“最初时，研究受益于书法，我庆幸自己以前研习过这么多年书法——这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因为一个艺术家不同年龄段写字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有这样的经历，对作品的研究与判断会更为精准。但久了之后，反而是书法受益于研究。每一个汉字从古到今形与韵的历史演变、每一件艺术品背后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故事，都让人回味无穷，更从中相互佐证。”

　　除此之外，健钧先生还利用一切机会给自己充电。“21世纪必须要懂的三件事是什么?电脑、开车、法律。”看似开玩笑，但他却真的跑去完成了法律专业本科的进修。后来他又到北大读研究生，学习文化艺术管理，但却并不局限于本专业，包括美术、篆刻、国际法律等等读了很多他感兴趣的科目，把一天当两天过，“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广泛地学习，才对得起我付出的金钱与时间”。更有甚者，在学习期间，他还完成了《中国书法章法款识艺术》《中国画章法款识艺术》《中国篆刻章法款识艺术》三本著作。对艺术与知识的痴狂一直贯穿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仿佛是一颗永不停歇的陀螺般，一旦接触了新东西，有了新想法，就像装了发动机一样特别有干劲儿。别人看他是忙碌，他看自己却是充实。

　　1999年，他到故宫博物院进修文物鉴定，拜在刘九庵先生门下，后又跟随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学习。“两位老师都是老实到骨子里的人，实实在在做研究。少有人知，刘九庵先生的一个历史考据竟然搞了20年。他发现祝枝山的一些作品，其中一些笔力有些弱，似乎不是他的真迹，但多年来一直找不到证据。如果是一般人，天长日久或许就忘了这回事了，但刘老却一直惦记着，后来终于在天津博物馆里发现一件落款为吴应卯的作品，这才明白，原来那些笔力稍弱的作品，是祝枝山的外甥也就是吴应卯，仿照舅舅的笔迹写来售卖的。”健钧先生回忆说，“我的另一位老师史树青先生更是治学严谨，研究范围相当宽泛，并从各方面进行论证，是中国第一大杂家。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就是拜在了最好的老师门下，他们都是业界泰斗，治学严谨、踏实，为人质朴、谦逊，这些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思想里，指导着我的人生。”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他在2009年结集出版了《中国近现代名家书画鉴识》，得到了业界的好评。

　　随心而写，淡泊存真

　　而最终，我们要了解健钧先生，还是要回到书画艺术上来的。俗话说，字如其人、画为心声，他的创作轨迹，也见证着他一路走来心性的变化。

　　健钧先生习书法，与大多数人一样，先从唐楷入手，颜、柳、欧、褚，打好基础;后为行书，以二王为基，学李北海、苏东坡、米芾、赵孟頫、文征明、王铎、颜鲁公等各家法帖;草书学怀素、二王、黄庭坚、王铎等。基础夯实之后，开始涉猎篆、隶、碑、简。健钧先生临过的帖不计其数，也喜欢过许多书法家，由以米芾为甚，但四十岁之后则更注重融合百家所长，渐渐跳出米芾的影响，书风趋向高古稳健。为了更好地辅佐文物鉴定研究，他还开始学习国画创作，体悟其中的文人意境。

　　令人羡慕的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健钧先生还有一位泰斗级的老师，就是文怀沙先生。文老时常对他的书法加以指导，哪里该巧一些，哪里该拙一些，颇为细心。“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对金文和魏碑的钻研更为用心。”健钧先生说，“字太活泼了，就要填入一些朴拙的东西;太正了，就要补进一些巧的东西。而这些从哪里来?从碑、从大篆，那些稳健里不经意的活泼，让人很是舒服。”

　　也许是随着阅历的增长，他的内心更为沉稳，也许是随着知识的愈渐广博，他的文化底蕴更为厚重，与年轻时的秀丽清雅相比，他更欣赏浑厚朴拙的书风，更加注重韵味而非技巧。“就拿我写过的相同两幅字来说，一幅挑不出任何毛病的，反而不如另一幅虽有缺陷却更为投入情感创作而出的。太过注重技巧，就会忽略词汇本身的韵味与魅力。随心而写，没有那么多讲究，反而更美。”健钧先生翻出作品照片对比着给我看，“书法不能只讲线条，还要大胆用墨，要能压得住。写一首诗，更要根据诗文本身的情感表达和节奏感来书写，有了韵味，才能打动别人。”健钧先生极为追求书法形式与内容的契合。在创作之前，他通常会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不写字，只看书，把对内容的理解和情绪酝酿到位，才一气呵成完成创作。

　　近些年看健钧先生的字画，感觉更为清爽。就如同他对生活在做减法一般，那些或是秀美或是奔放的外在“形象”都被他减去了，退却“技艺”，留下的则是淳朴与自然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