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国良是画家，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去年还俗，定居北京。无论在家，还是不在家，从始至终，他一直在艺术之路上探索，但同时，他对“收藏”也颇有心得——这一切又缘于已故知名中国画家黄胄。史国良师从黄胄，而黄胄不仅是画家，也是收藏家。

　　1976年，20岁出头的史国良作为后生晚辈，到黄胄家拜师学艺。未进家门，就被眼前满屋子的瓶瓶罐罐和旧家具震慑住了。许是出于对前辈的崇拜，史国良竟也在心中暗下决心，“我以后也要往这方面发展。”

　　黄胄有着与其他艺术家一样的通病，喜欢隔段时间就变换着家居摆设，史国良就经常帮着挪挪屋里的老家具，顺便听他和他的友人讲述这些古董的来历和品鉴。黄胄家中有一对明代黄花梨万历柜，是明代家具中十分罕见的珍品。史国良曾几次碰到王世襄来黄胄家中研究这对柜子，一边欣赏，一边还发出感慨：“太难得了！太难得了！”王世襄也向史国良介绍了不少关于古代家具的知识，如明代家具造型简洁流畅，直线条多，显得大气；清代家具繁琐华丽，但显笨重等等。

　　说是受到熏陶也好，盲目崇拜也罢，1970年代末，史国良就开始用稿费购买一些老家具，而当时，现在圈内响当当的藏家，当时都还未上路。

　　在史国良的描述中可以想见，他曾是如此年轻明媚，顶着1.8米的高个走胡同串巷子，用一如既往的直率笑容跟那些年逾古稀的老者沟通，期待用某种合适的方式说服他们放弃自己的祖上之物。这些方式可以是以物易物，也可以是翻出仅有的钱币倾囊相授。这些物件在当时算很贵，史国良记得自己也曾问过黄胄，买这些东西值吗？黄胄说，“值，买了就值。它不仅有艺术欣赏价值，还有文物价值。收藏首先要自己喜欢，不要老想值不值钱。”

　　久而久之，就像猎人总能最先感知猎物的存在，史国良也能立马嗅到这些散落于千家万户和文物商店里的老物件。他现在还摆放于家中的清中期红木罗汉床、清早期草龙黄花梨大条案等，都是当年花几千元钱直接收过来的。“1980年代初期，人们还没有强烈的商品意识，收假的可能性也极低，现在想来，就像白捡的一样。”史国良说。

　　在史国良的家具收藏中，他最钟爱一张黄花梨八仙桌，桌子品相完好，四条腿是内翻马蹄，束腰、罗锅帐，四面带草龙工，起线。这张桌子，对史国良而言，不仅具有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还能睹物思人，追忆丁井文和黄胄这两位恩师。

　　据史国良介绍，黄胄最先相中这张黄花梨八仙桌，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他耿耿于怀，怕这件东西从眼前流失，便鼓动丁井文去买。丁井文是延安过来的老干部，收入较高，听从了黄胄的建议，买下它。后来史国良结婚，丁井文知道他喜爱旧家具，就把这张八仙桌送给了史国良。30多年，丁井文、黄胄早已作古，史国良则历经了艺术上的成功、移民、出家、还俗的大悲大喜，唯有这张黄花梨八仙桌，默然陈立，不腐不蠹。

　　史国良现将这张八仙桌置于屋内一隅，摆放上一盆绿植，百年黄花梨木与刚冒尖的新绿相得益彰。

　　对古董家具的收藏，多半缘于恩师黄胄，但与黄胄不同的是，史国良对佛教物件情有独钟。1995年，史国良在美国西来寺出家为僧，这应该是黄胄之前所没能料到的，但史国良很早便显示出与佛有缘，这是早年他所接触的周思聪、黄胄、叶浅予等几位恩师都熟知的。

　　“我的家中立着一尊尼泊尔的站立佛像，那是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送给黄胄的，一直放在他家的窗台上。我很喜欢，每次见了都要多看几眼，后来终于开口向先生讨要。”史国良说，“他的夫人郑闻慧老师有些舍不得，黄胄先生说，国良跟佛有缘，喜欢拜佛，让他请回去供着吧。就这样，这尊佛像站到了我家，这一站就近三十年。”

　　在史国良的藏品中，有不少佛像、法器、佛龛、唐卡等，这些物件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是史国良在皈依佛门、审美趣味发生更改后所藏，多数物件是在开始收藏之初，他就情之所钟，一并收藏的。后来他真的出家了，似乎冥冥中真的有说不清的事。

　　此外，史国良还藏有齐白石、黄胄、吴昌硕、徐悲鸿、李可染、张大千、任伯年等大师画作上百幅。这主要是在后期，他自己的画也成为备受推崇的收藏对象之后，他用充裕资金购买来供自己观摩、学习，寻求艺术造诣的提升，这就更接近于专业领域的收藏了。

　　2010年，史国良脱下袈裟，回到俗世家中，除了标志性的光头和头上因燃顶留下的戒疤隐约可见，很难再将眼前的史国良与那个慧禅和尚联系起来。史国良说，出家的经历对自己影响至深，就像我们能看到戒疤，但没有经历燃顶的人其实难以体会那种切肤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