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网7月31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香港艺术馆目前正举办“巴黎•丹青20世纪中国画家展”，说着一个个早年赴法学画的中国画家故事，他们中有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潘玉良……

新加坡若要为赴巴黎学画、在马来亚落脚的华人画家办这样一个画展，那份画家名单也会是响当当的――张汝器、刘抗、张荔英……受感于南洋的绚丽风情，他们跟当年居留在新马、学成于中国美术院校的画家们一道，组协会办画展，创画室建学校，切磋画技，传艺授徒。创建于30年代的新加坡中华美术协会，当年就曾用法文命名――“Societe Des Artistes Chinois”。

近读余云笔下女画家张荔英的传奇往事，勾出了久存心底的一份好奇。是怎样的历史大潮，把这名在欧美长大、曾居中国的女画家抛出既定人生轨道，带到南洋一隅的马来亚？又是什么把她留了下来，把新加坡当作终老的家园？

“四大事件‘塑造’今天的我”

新加坡五六十年代之交，当地英报有个颇受读者欢迎的“露西•黄专栏”(The Lucy Huang Page)。在那个妇女权益初醒的年代，这个女性专栏涵盖了家庭、婚姻、育儿、流行时尚等话题。专栏主持人露西潇洒诙谐，牙尖嘴利，针砭陋习针针到肉，人们仍不得不承认她言之成理。

当有一天这名专栏作家突然说话有点语无伦次，如“粉丝”般惊呼“我见到那位风姿绰约的陈太太！”，显然是被眼前的人迷住了：“日前我见到一名中年女性，被她深深打动，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她给我的那种震撼感觉。陈荔英(Chen Li Yin)是名艺术家、家庭主妇……最重要的，她是个女人。”

文中“陈太太(Mrs Chen)”、“陈荔英(Chen Li Yin)”和“Georgette Chen”，说的都是张荔英。在当年英文媒体报道中，张荔英的原姓“张”(Chang)甚少出现；她一直冠以首任丈夫陈友仁(Eugene Chen)的姓氏，即便再婚也不愿改姓。

那是1959年，张荔英定居新加坡后的第六年。8月的一天，新加坡华人妇女协会在新加坡美国俱乐部举办日间社交聚会，张荔英受邀到会演讲，谈谈她目前的工作和生活。

那天，张荔英显得有点激动。出生于1906年的她告诉在场听众，自己的生命实由四件大事“塑造”，而四次“都是战争”――由于孙中山与她父亲张静江是至交朋友，发生在1911年的那场革命“大大改变了张家的命运”；两次大战之间时期，她在巴黎习画，在孙夫人宋庆龄牵线下嫁给正流亡巴黎的陈友仁(Eugene Chen)；日军侵华时期，丈夫陈友仁在香港被拘押，继而软禁上海，1944年因病辞世。那年张荔英才38岁。

至于第四件大事，说的是40年代末中国的那场内战。“也是那场战争，把我带到你们的国家，”张荔英说。

“马来亚，我生命中新的一页”

话题转到对马来亚的印象，张荔英的言辞开始轻快明亮起来：“初抵马来亚，正是榴飘香的季节。那是我第一次吃榴，一吃就被这个‘果中之王’迷住了。后来有朋友预测说，我肯定会在马来亚住下来，因为凡是喜欢榴的人，都会在马来亚开心地长住下去。”

她说自己颠沛流离半生，迄今生命若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一曾在中国居住，三分一在法国，而另一个三分一则在美国度过。不过，那都已成为过去，马来亚掀开了她生命新的一页。

她喜爱马来亚，是因为在这里“不同族群的文化融合交汇，编成一幅生动多姿的织锦”；也因为“这里的海岸风平浪静，气候长夏无冬，而且没有台风地震”。她半开玩笑地说：“这里生活既简单又便宜；对一个‘注定挨饿’的艺术家来说，上哪儿去找比这更为理想的家呢？”

看来，这群曾在巴黎习画的年轻画家，虽因不同的原因南来，却因为相同的理由留下――他们爱上了马来亚。

短暂的第二次婚姻

也是在1959年的那次妇女聚会上，张荔英这样感谢马来亚：“无论如何，马来亚将永远是我心中珍爱的地方。因为她给我了一个能够长期安养生息的地方，让我从不愉快的往事中恢复过来。”她所说的“不愉快的往事”，相信也包括她的第二次婚姻。

1947年她再度出嫁，第二任丈夫是何永佶博士(Dr Ho Yung Chi)。有关何永佶的资料不多，人们只知道他是学法律出身，专事研究法学历史，曾长期跟随陈友仁。张荔英在世时很少提及自己第二次婚姻，人们对两人的结合与分手所知甚少。张荔英去世后，一直照顾她的李氏基金，把她的画作和私人信函捐给文物机构， 这让人们看到女画家一生更多的细节，包括这段短暂的六年婚姻。学者Jane Chia根据这些珍贵资料，撰着了“Georgette Chen”一书，1997年由新加坡美术馆出版。

书中，提到1949年7月张荔英给陈友仁表妹的一封信。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的张荔英，在信里解释了再婚的原因：“在经历过与E(Eugene Chen)的美好婚姻后，我曾很肯定自己不会再次踏入婚姻，也打算从此献身于E所喜爱的艺术事业中去。不过，我最后还是被E 的好友、认识了10年的何永佶博士以及他的同事们说服了。他们说，‘在这个令人沮丧的世界，一个人生活实在是太孤单了。’”

在槟城，何永佶先是担任教职，后又从事新闻工作。对“永佶的才智在槟城找到了用武之地”，张荔英显然非常高兴。而从未在课堂教课的荔英，也渐渐在韩江中学站稳了脚跟。她有了自己的美术课室，并能以自己的方式教导学生。

然而，也是在槟城的日子里，两人在生活中渐生龃龉。何永佶做过的职业不少，但“似乎没有一样工作能做得长久”。据张荔英的说法，何永佶似乎认为靠太太一个人卖画足以养活两个人。这一点，让张荔英日益心生不满。

到了1952-53年，在分别写给朋友爱玛和继母朱逸民的信中，张荔英提到离婚的念头。1953年，两人六年的婚姻走到尽头。同年，张荔英从槟城来到新加坡，应林学大之邀，在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任教。两人的离异经过，目前只有张荔英单方面记录，何永佶一直是缺席的。

何永佶是个谜样般的人物。有人说他1953年离婚后便回返中国。不过，据“何永佶”这个名字在英文媒体和本地刊物上出现的年份判断，至少在1953-56年间他仍人在新加坡：1953年，国际笔会新加坡分会成立，何永佶担任会长；1954年，何永佶曾代表该会，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第26届国际笔会大会。

也在1953年南洋大学筹建之际，筹委会邀请教育家及有大学行政经验人士，在丹戎禺俱乐部举行会议。何永佶名列出席者名单，并被推举为“设计组”副主任。

从1953年2月到1956年，何永佶常就“中国语言”课题发表演讲或文章，题目包括《中文：书面语与口语》、《中文是最易学的语言之一》等。何永佶也是新加坡中国学会的会员。1955年，他被推选为该学会10名副会长之一，那一届会长是李绍茂(Lee Siow Mong)。

1956年9月，新加坡笔会发起的首次多语小说写作比赛，因反应不佳而取消。不过会长何永佶提出该会将拨款奖励部分参赛者，并拨300元给正翻译韩素音英文小说《餐风饮露》的李星可。那次之后，“何永佶”这个名字似乎在新加坡倏然消失，不再在英文媒体中出现。据说那一年他回到中国大陆。(章星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