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指出的，所谓“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违背了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查阅《文物保护法》就可知道，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在历史建筑化为一地砖块石木的事实面前，不管是“维修性”还是“保护性”，都只是修饰性的托词，难掩“破坏性”拆除的实质。

　　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相比这样拙劣文字游戏掩护下的故居“拆除游戏”，近年来在推土机轰鸣声里颤栗的大量文物，也面临着种种冠冕堂皇理由带来的生存危机。在诸如“发展需要”“项目建设”“旧城改造”“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等名义下，许多历经千百年风雨而不倒的文物古迹，一夜之间零落成泥碾作尘，被粗暴地从文化记忆中抹去了。2011年底，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结果显示，全国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总量当中，新发现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为536001处，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北京地区不可移动文物3840处，消失的不可移动文物已经高达969处。就在人们为18亿亩耕地红线而焦虑的时候，文化遗产的“生存红线”其实也在日益迫近。

　　文物为何遭遇如此困境?这折射出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误区。在不少城市管理者和企业眼里，文化建设是一种软约束，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就更加排在议事日程之外，在GDP至上、利润最大化等指挥棒误导下，常常使文物古迹的历史文化价值让位于经济利益，文物保护让路于工程项目。在思想认识上不重视文物、在建设规划上不照顾文物、在工程实施中不保护文物，其结果往往是开工令一响，文物就遭殃。

　　相比“破坏力量”的强势，作为当前文物保护困境的另一面，则是“保护力量”的弱势。有人说，文保部门和环保部门，是一对公权力小、约束力弱的“难兄难弟”。话虽戏谑，却也道出了一些实情。从众多文物损毁案例来看，文物法规约束力有限、执法力度不够、违法成本过低，往往是普遍的症结。就以梁林故居被拆事件而言，开发商一意孤行要拆，有关部门勉为其难地保，结果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让这一文物“香消玉殒”。处罚结果更令人大跌眼镜，处以50万元罚款，而这已经是文物法相关规定的最高处罚数额。50万元，不仅远远不能弥补古都文化的巨大损失，相对于开发商能够赚取的巨额利润来说，实在不过九牛一毛，如此处罚力度，怎能有力那遏制些摧残文物的“黑手”?保护力量的强弱，事关文物安危。日前北京文物部门决定聘请千名文化遗产监督员，加强对全市2826项普查登记文物的安全监督。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文保行列中来，这是增强文保力量的重要途径。但更关键的，还在于从发展思路、政策创新等方面破题，夯实文物保护的制度保障。日前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强调，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努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和竞争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建设热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让文物这一中华文化的历史见证和重要组成部分，彰显其应有的价值和地位，在保护、传承与发展中焕发新的活力，已是亟需破解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