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还要感谢上海博物馆对我创办的龙美术馆的爱护和关心。龙美术馆(浦东馆)开馆一年以来，无论是举办的十余个展览，还是开展的多次学术活动，均受到了广大市民和相关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这是因为我严格地执行了把收藏行为和美术馆分开的原则。我的所有收藏品，只有经过专家的严格挑选才有可能进入美术馆的馆藏体系，那些艺术价值不高的、重复的作品均不能纳入。为此美术馆还组织了专家顾问团队，专门负责作品的挑选和展览的学术把控，单国霖先生就是学术顾问团的成员之一。因为同是公益艺术机构，我认为邀请单国霖先生担任学术顾问是合适的，事实证明他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由他担任学术主持的开馆大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创办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定于明年三月开馆，购买《功甫帖》之时，考虑到这件作品的重要性，以及张葱玉、徐邦达等前辈专家对此作品的一致肯定，确实是准备在开馆时展出的，我个人也觉得学术顾问对此不会有异议。现在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认为此帖是摹本，并且上升到了“美术馆展览伪作”的高度，这对我和龙美术馆是无疑是莫大的鞭策。或许以上海博物馆这样强大的学术实力，可能从未展出过伪作，也从未花巨资购入过赝品，但是对龙美术馆这样成立仅一年的美术馆而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我不认为这是像某些人对我说的是以大欺小，我更愿意看作这是国家大博物馆对私立小美术馆的善意扶持。

　　最后，关于《功甫帖》真伪的问题，还有待苏富比方面组织的专家论证，并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意见得出结论。在结论得出之前，作为买家我个人愿意保持中立。但是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对《功甫帖》的研究方式确实也让我大开眼界的，仅凭与拓本的比较就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并且连翁方纲的题跋也认为是伪作。如果说宋代的作品存在争议是较为正常的话，那么把翁方纲这样的晚近人物的题款判为伪作，应该是有极具说服力的铁证的。因此我期盼上海博物馆的学术文章尽快面世，以解困惑，相信这也是相关专家和广大民众翘首以盼的。而对上海博物馆在《功甫帖》上所投入的劳师动众的学术力量，我仍然只有感谢。

　　刘益谦称，这两天有太多的人向他询问《功甫帖》一事，他认为，上博应是有了研究结果才向媒体透露《功甫帖》是伪本的消息，可都已经过了两天了，为何上博还未公布完整的研究报告？“我十分感谢上博对《功甫帖》提出质疑，不管是真是假，这对于我来说都没有损失。”刘益谦说。

　　截止发稿前，《新民晚报》再次刊文称，“有知情人士向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透露，上世纪80年代曾有人研究过一件文革抄家得来的《功甫帖》，经过研究考证，发现是赝品，于是退回物主，后来听说此物被带出境外，可能流入美国，但目前也无法确认。”这使得《功甫帖》真伪之争更加扑朔迷离。

　　自12月21日起，上博书画部研究员透露了苏轼《功甫帖》是晚清之作，并非真迹，随后，刘益谦回应称，苏富比将成立特别小组，邀请全球顶级专家对上博研究结果进行讨论。12月22日，苏富比在其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功甫帖》为真迹，目前《功甫帖》是真是假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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