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第36个国际博物馆日，围绕“处于世界变革中的博物馆：新挑战、新启示”这一主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面向公众举行了“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的讲座。在讲座中，单霁翔用大量自己日常拍摄和收集的图片资料和实物指出，在城市文化建设中要避免城市记忆消失、城市面貌趋同、城市建设失调，城市形象低俗等八个问题。他同时透露，故宫计划在红墙外恢复部分古建，2016年前后，将故宫办公、科研机构搬出“红墙”。

　　存在八大问题

　　单霁翔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他不太为人知晓的另一重身份是高级建筑师、注册城市规划师。早在1980年留学日本时，他便开始从事历史性城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研究工作，在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规划局、国家文物局工作期间，他曾主持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单霁翔指出，目前城市化扩张、房地产开发、基础建设都进入高潮，使得地上、地下文物古迹在城市大规模建设中面临艰苦抉择。他尖锐地梳理出城市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八大问题，包括：城市记忆消失、城市面貌趋同、城市建设失调、城市形象低俗、城市环境恶化、城市精神衰落、城市管理错位、城市文化沉沦。

　　单霁翔在演讲中不仅否定了中小城市罔顾自己的文化背景，一味模仿大城市，竞相盖高层、超高层的“新奇怪特”建筑，使得城市景观生硬、浅薄、单调的现象，更表示自己明确反对大中城市“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的提法，因为“没有文化，不客观、不辩证”。“旧城改造”将有千百年积淀的文化城区视为改造对象，而无视需要保护、需要有机更新的方面；“危旧房改造”也变成了危旧房拆除。“难道母亲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就不赡养吗？”

　　应让公众参与

　　“当代人不能利用手中优势随意处置文化遗产，要保留到未来，因为未来的人同样有权利汲取其中的养分。”单霁翔指出，文化遗产保护相比文物保护，强调的是历史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公众参与性则强调要尊重维护民众与文化遗产间的关联，保障民众的知情权。“一个地方发现了文物，申请武警站岗，把老百姓隔在围栏之外。几年过去了，考古队走了，当地的老百姓都不知道他所生活的村庄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他自然无法承担起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

　　痛心之余，单霁翔回忆起汶川地震后，国家文物局组织羌族碉楼重建，“惯有的做法是各地调一支队伍，齐刷刷过去，很快建成再回来，但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碉楼是羌族民族的创造，在哪取石头、取黄土、合成成分，应该让当地年轻人掌握技术才能传承。因此我们以工代赈，组织文物专家给年轻人上课，讲碉楼文化意义和保护的重要性。开始他们不乐意，听完以后不一样了，对村庄、文化遗产充满尊敬，干起活来就是不一样。”单霁翔说：“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是谁创造了历史，谁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谁是文化保护的主要力量。”

　　故宫未来规划

　　演讲最后，单霁翔结合故宫博物院的资源和特点，阐明了博物馆与城市遗产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当前需要及时调整博物馆发展思路，实现发展模式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实现社会职能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让故宫更多地融入市民生活和城市文化。

　　单霁翔介绍了故宫未来的规划，“我们有一个理想，就是故宫红墙以内加上故宫三大殿，占故宫2/3的面积，未来可以完全对公众开放，我们的行政办公、科研机构都搬出红墙。”单霁翔表示，国家文物部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支持故宫这一计划，同意故宫在红墙之外恢复一组历史建筑，约1.3万平方米，使故宫红墙内的机构得以搬出。最终实现这一规划，预计将在2016年前后。此外，未来故宫的花房和堆放的木料、砖瓦都将搬出故宫，挪放到郊区的基地。故宫原内务府也将进行复建、还原。